为什么转基因问题会引起社会争议？（2/2）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常常彼此出现不一致，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类型和性质不一样，也和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特点有关系，当然也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景有关。所有的争议都是发生在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这是我们理解包括转基因在内的争议性科技的各种社会舆论时需要注意的。

关于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课题组对清华的老师和学生曾做过两轮调查，发现二者之间是有清晰的关联的。我们将受访师生根据其所属院系专业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生命科学、医学、化学系的师生，第二类是非生医类理工师生，第三类是人文和社科师生。调查发现，这三类人群对转基因相关的事实性知识水平（factual knowledge）是依次递减的；而他们对转基因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也是依次递减的，关于转基因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明显。值得再次提醒的是，对转基因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这样直接的正向关联性，是基于清华师生这样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子刊human behaviour（《人类行为研究》）上的一项研究。简而言之，根据这项研究，极端反对转基因者，是那些科学知识最少，却自认为知道的最多的人。这里所谓的“自认为知道”，指与前述“事实性知识”相对的“主观性知识”（perceived familiarity），即自己觉得对某一事物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都有大量的讨论和转发。这个研究的有趣也是重要之处在于，所谓对转基因的知识，其实我们需要区分人们对转基因相关技术的实际知识和主观知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感觉。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因为可能不同的研究中，对知识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我国近年来围绕在转基因问题出现的舆论撕裂现象也许有一定启发：很多反转人士其实对转基因的了解是有限的，但他们可能自认为对转基因已经非常了解，并因而拒绝或者不再重视对相关科学知识或发现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始终持有既有观点或看法而不加调整。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影响人们对转基因态度的关键因素，即信任。为什么信任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完全藉由认知来形成态度。当我们自身不具有这样的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参考所信任的人或来源对转基因这类事物的态度和评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因此，信任因素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态度过程中，常常扮演了关键角色。信任的来源，无非是能力和德行。具体到转基因问题，民众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持什么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媒体在这方面的态度以及对其研究、监管、客观真实报道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心，即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公信力高，科学家或政府主管部门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看法或态度，就能有效影响、传达给民众；公信力不足，则无论怎么进行科普宣传，效果也十分有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即出现传播学中所谓“对抗性解读”现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专家、政府还是媒体，普通民众有时是把这些本来也是由不同群体、部门组成的松散、多元的集合体，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看待的。

因此，当专家群体中出现不同的声音、xxxx中出现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媒体对转基因的风险收益有不同的侧重和刻画时，民众很容易感到惶恐和无所适从，其对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整体信任也容易因此动摇。这就为社会化媒体上、各种人际网络中所流传的转基因相关流言和谣言提供可乘之机。信任——无论是对研发机构的信任还是对政府技术监管能力和决心的信任——对人们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已为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完成的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事实上，我国这些年与转基因相关的社会争议持续不断，很大程度上和民众对社会和制度环境的信任或信心不足有关。

（作者：金兼斌，来源：墨子沙龙，发表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