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浅谈生物育种科技竞争力（2/2）

然而，相比之下由于近年受到所谓“转基因安全”争议的影响，我国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政策却趋于保守，虽然大量研究证实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等转基因作物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却迟迟未能推广应用。

实际上在棉花之后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大宗作物的种植，我国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至少被推迟了10年！产业化停滞不前必然导致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我国生物育种整体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发展速度与应用面积竟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转基因科技竞争地位的削弱最终也导致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整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大豆、玉米的大举进入。目前我国大豆需求的80%靠进口；重要粮食作物自给率实际上已跌破95%的底线；农业种子市场更陷于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生物育种的发展已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把握好重新提升转基因生物育种科技竞争力的机会

面对新一轮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严峻形势，我国若想争取主动，当前首要的措施是正确引导公众转变认识与观念，积极推进转基因生物育种成果的产业化。

应该承认，与全球发展进程相比，我国近年转基因科技竞争力下降了。但是，也要看到全球生物育种发展仍处在战略机遇期，看到2008年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我国在生物育种领域取得的进步。例如，通过优秀人才引进和培养，我国已拥有近万名农业生物技术研发队伍；我国已拥有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逆等一批功能基因及相关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棉花、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生物育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仍有相对的优势和特色；目前已获得三系杂交抗虫棉、饲料用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抗虫玉米、高产优质棉、药用血清白蛋白水稻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可与国外公司抗衡的创新性成果。

此外，创世纪、奥瑞金、大北农、中国种子集团等一批创新型生物育种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也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科技竞争潜力，对此要有全面的分析和足够的自信。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际科技竞争集中体现在发展速度，生物育种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狠下决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等待、不观望、不懈怠，并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优势，相信我国的转基因生物育种3—5年后能够“东山再起”，并有望8—10年后实现跨越式发展，为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和抢占国际农业科技制高点做出重大贡献。

（作者：黄大昉，刊登于《科技日报》，发表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