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罪与罚之月光下的行李箱（2/2）

分尸用了三小时零一刻钟。锯子是聂明辉去年修猪圈买的，锯齿间还卡着木屑。锯到肋骨时，金属摩擦声像指甲刮玻璃，常秀芳却觉得这声音比他的骂声顺耳。内脏掏出来时，她想起在新疆摘棉花的午后，聂明辉被棉枝划破手指，她含着他的指尖吸血，那时的血是咸的，带着阳光的温度，而现在的血是凉的，混着脏器的腥臊。

凌晨三点，行李箱的拉链卡住了。常秀芳望着露出的青紫色手指，突然笑出声——这箱子是上周在小商品市场买的，老板说能装下两个成年人，她当时还觉得夸张。外甥王某来帮忙时，脸色比墙上的腻子还白，却不敢多问，只敢把烧纸灰扫进塑料袋，烟灰落在他鞋面上，像撒了把骨灰。

抛尸地的小树林长着七棵香樟树，常秀芳数得清楚。五月的蚊子围着行李箱打转，比聂明辉打她时的叫骂声还热闹。当铁锹铲起第一锹土时，她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新疆埋夭折的羊羔，那时聂明辉抱着她哭，说以后再也不让她受委屈。现在他躺在坑里，连句道歉都没有，只有泥土砸在行李箱上的“啪啪”声，像拍着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警方找到她时，她正在给电阻焊引脚，焊锡丝的青烟熏得眼睛发涩。审讯室的灯白得发蓝，像电子厂的流水线。当警察拿出染血的旗袍照片时，常秀芳摸着左耳垂的疤说：“以前总想着，等孩子大了，日子就会好起来。后来发现，有些男人就像生锈的钉子，扎在肉里只会越烂越深。”

看守所的床板有股霉味，却比家里的炕干净。常秀芳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极了女儿画的太阳。她想起最后一次给女儿梳辫子，女儿摸着她手腕的淤青问：“妈妈的手链怎么每天都变颜色？”她笑着把辫子绕成蝴蝶结，说：“这是妈妈跟月亮借的颜料。”现在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却照不亮出租屋的炕，只照亮看守所铁窗的栏杆，像排整齐的刀疤。

庭审那天，苏州下着蒙蒙细雨。常秀芳看见聂家人坐在旁听席，婆婆用手帕捂着嘴，不知道是哭还是嫌法庭的消毒水味。法官问她有没有最后陈述，她望着窗外的法桐树，叶子上的雨珠滚成串，像极了巷口小馄饨汤里的葱花。“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女人不是案板上的肉，想剁就剁。”

散庭时，法警递来一封女儿的信。常秀芳摸着信纸上的泪痕，忽然想起分尸那晚，她把染血的旗袍塞进了行李箱。现在女儿说，旗袍已经洗干净，收在衣柜最上层，等她回家穿。可她知道，有些东西洗不掉，就像聂明辉留在她身上的疤，还有那些年的辱骂，早跟血肉长在了一起。

梅雨季结束的那天，看守所的玉兰花开了。常秀芳望着铁窗外的蓝天，忽然觉得，月光下的行李箱虽然沉重，却比装满辱骂的家干净得多。她摸了摸手腕上的淤青，这次的伤，或许能在牢里慢慢养好，而心里的伤，就跟分尸时的锯子声一样，虽已远去，却在记忆里刻下了永远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