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根脉之辩（2/2）

后来那两个队员在祠堂前磕了三个响头，给大娘赔了罪，连着半个月帮她家干活，村里的百姓看在眼里，都说：“这才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有错就改，比那些拿枪吓人的强百倍。”

……，……，……

夜幕像块浸了墨的粗布，慢悠悠罩住黄安城。

城隍庙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李云龙和周逸群的脸。

白天闹哄哄的祠堂静下来，只剩下墙角蟋蟀的叫声，还有李云龙攥着旱烟杆的窸窣声。

“周先生，”李云龙猛吸一口烟，火星在昏暗中亮了亮，“白天那事，我服。但你说的G民党和G产党的根不一样，我还是琢磨不透。孙中山那老头，以前不也喊着‘耕者有其田’？咋到了蒋介石手里，咋就成了帮地主抢地的恶狼？”

周逸群往油灯里添了点油，灯芯“噼啪”跳了跳，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高忽低。

“这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候的中国，就像块被虫蛀烂的旧棉絮，外有列强拿着剪刀剪，内有地主拿着锥子扎，老百姓的日子，比黄连还苦。孙中山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想让中国站起来，想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这才有了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李云龙皱起眉，“听着像庙里的经卷，玄乎得很。”

“不玄乎。”周逸群笑了，“民族、民权、民生，说到底就是三句话：让中国不受外国欺负，让老百姓能说话做主，让种地的有田、做工的有饭。为了这个，孙先生找过清朝的官，找过外国的洋鬼子，碰得头破血流才明白——光靠少数读书人、少数军阀，成不了事。得靠谁？靠工农，靠手里攥着锄头、锤头的老百姓。”

周逸群起身走到墙边，指着那张被炮火熏黑的中国地图，指尖划过长江：“1924年，孙先生在广州办黄埔军校，喊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啥联共？因为G产党眼里，最金贵的就是工农。那时候G民党和G产党的党员，穿一样的军装，吃一样的糙米饭，一起打军阀吴佩孚，一起喊‘打倒列强’。我见过那时候的黄埔学生，胳膊上缠着‘革命尚未成功’的布条，打仗的时候往前冲，眼里有光——那光，是真想着让天下的穷人过好日子。”

李云龙的旱烟杆停在嘴边：“那后来呢？咋就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