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绝佳的时机（1/2）

“塘沽法商码头，四月十五”

蓝衣男子看完了纸条，一口吞了下去，掩了掩帽沿，随着一位告辞离开的户部郎中离开了孙府，拐了几个弯儿，进了一条胡同儿。

原来这条胡同儿连着赌坊街，只不过位置偏僻，门开的隐秘，人们即使路过也以为是赌坊的后门。三间正房，只有一溜儿西厢，院子里种了几棵紫藤，旁边杂草遍布，看着似乎没人住的样子。

男人推门进去，堂屋里挂着一张观音像，观音大士左手持花，右手结如愿印，慈眉善目，可是男人并没有看，而是熟门熟路的搬开了观世音像前的供桌，起出了供桌下的地砖，从底下拿出了一把手枪。

挪回供桌之后，男人擦了擦手里的枪，把它揣进怀里，仿佛从未来过一样，悄无声息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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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1911年，宣统三年，世道乱的很，不止是洋鬼子们各种不满意和皇帝扯皮，南方也有不少人扯起大旗要“救亡图存”，可是这些天大的事儿在京城里没掀起多大的水花来。只有那些为官做宰的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底层的难民流民四处逃命，不过大家都习惯了，这么些年了，太后老佛爷还逃了呢，别人算什么。

现在的京城看上去只是乱了点儿，饿死的人多了点儿，大烟馆热闹了点儿，和以前差不太多了。

就像元小姐吧，不还是照样开堂会庆生辰歌舞升平吗？这个寿辰少说也要花上百两银子，孙斳卿一年的俸禄才一百多两，办一次寿辰，其他时候喝西北风去吗？当然不是，因着元大人的关系，每年给元孙二府送的冰敬碳敬就不止千两万两了，他们自然有钱挥霍。

这样的挥霍，平民百姓自然看不见，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可是自己家里人还是清楚底细的，比如元彦，元大人的长子，元小姐的亲弟弟。

元彦就很看不惯这种排场，更看不惯官员压榨民脂民膏，搜罗奇珍异宝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