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文韬武略（1/2）

京师民怨沸腾，骂声一片，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带领着自家的佃农客户抗捐抗税，各地官员因为上司威逼几同催命，对此也是烦言多多。天下因此喧嚣叫嚷，矛头所指，周如喜竟成众矢之的。

周太宰也不是不忧谗畏讥，但是他能有什么好办法？朝廷每天都要用钱，而钱从何来？周太宰又不是财神菩萨，能够点石成金，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从百姓头上搜刮。

前时柳太师当政，百官臣僚不也是争相骂之么？说他穷酸，腐儒，吝啬，刻薄，有钱不肯花，有利不能图，当官换不来富贵不说，连家小都跟着受苦挨穷。轮到自己当政，这帮大人老爷们个个如愿以偿的加薪增饷了，却又来怪他盘剥生民，惊扰天下！哼哼，这人嘴就是两张皮，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但是眼下的局面，也让他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京城米贵，价钱倍翻，升斗小民一日所得竟难糊口，自然骂声盈天，太宰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何况凡事他也不敢做得太绝，他以能臣自居，所以还期望着能够留名青史。

为缓解当前的困局，周太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筹备米谷，开仓放粮，当做头等大事，以此堵住悠悠众口，于是太宰和政事堂的一干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做了几件事。

一是开启常平仓放出积年陈粮，以平价供应给京师百姓；二是以“惜售居奇、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罪大恶极”为名抓捕了几个经营米行粮栈的富商，抄没他们的家产，并且借用他们的人头来换取京师小民的拍手称快。

另一方面，一向高居于庙堂之上的太宰大人开始频繁的光临下降到南都的街巷里坊。他轻车简从，深入民间访问孤贫，嘘寒问暖并赐赠衣食。

除此之外，太宰还身先士卒，大手笔的捐出五万两银子，捐了大钱，小钱自然更不在乎，于是所得的官俸也拿了出来，襄助于修桥铺路的善举。

至于太宰大人出行时的威风排场，则是一减再减。在政事堂用饭，其所食也被限定在两菜一汤。

太宰大人常言：“国家多艰，百废待兴，所以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天下百姓要是天天能有如此一餐，国家何愁不能太平？所以吾不敢奢侈太过！”言毕，满脸忧色的太宰大人往往还要叹息数声。

太宰的门客们，自是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太宰大人的贤德：堂堂一国之相，却能与庶民百姓同甘共苦，克已奉公，竭忠为国，要论起当世之贤，应不作第二人想。

京师里物价平复，人心渐归安定，百姓们闲时凑到一起，谈论太宰大人，慢慢的就誉多毁少。甚至当有人诘难太宰的施政是在搜刮扰民，还会有人站出来抱打不平：为相不易，周大人想必也有周大人的难处，这要是换了别人做，未必就比周大人做得更好！

周如喜做完了这些身边谋士教他做的官样文章之后，转过头又与手下人商议，一时都认为新法既已推行，已经是骑虎难下，这要是惨淡收场，必为朝野上下所攻讦，当此关键时刻，决不能半途而废，只能勇往直前一路走到底！刁民抗拒新法，奸商哄抬物价，全是因为地方官推行不力，甚至姑息养奸，官商窜通。

乱世宜用重典，对那些不从新法、反抗官府的首恶分子，应予严惩，杀一儆百，使民畏法！民畏法，则不敢乱，新法自然就能顺利推行下去。将来成了定例，列为宪则，则百世皆受其恩惠。所以推行新政，不能单看到眼前之弊，而应该想到长远之利。

太宰再次通过政事堂发布政令，重申他的决心：各州县凡拖欠税银者，一律枷号示众；抗捐拒纳者，处以笞杖劳役；对敢于反抗官府的暴民，有一个抓一个，从严从重，决不姑息宽贷……地方官吏如不能尽心尽责，在其辖境内力倡新法，课督税赋，各道御史即予查究劾办，吏部即行革职罢免。

周太宰为此还开列了一份名单，授意其弟、时任御史中丞的周如乐，上章弹劾交、广、湖、黄四州太守，说他们与当地奸商劣绅互为勾结，对政令阳奉阴违，有亏于职责，请旨予以降级或罢职。

皇帝虽说不爱理事，却还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地步。他接到弹章只是一笑。

太宰力推新政，朝廷得而府库充盈，足见其办事得力，措施有方。虽有一些太守县令或是站出来为民请命，或是对施行新法抱迟疑观望之态，这也是出于公心而不是谋一己私利，所以并无惩治处罚的必要。因此皇帝降旨，交、广、湖、黄四州太守皆罚俸一月，其职两两对调，并立刻赴任，以观其后效。